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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民公安出版社 主辦  中國社會主義文藝學會法治文藝中心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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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驚總理的銀行詐騙案

        來源:《東方利劍》 作者: 穆玉敏

          20世紀60年代初,有人拿著偽造周恩來總理批示的“公函”,從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騙走20萬元巨款,震驚全國。

          一封“總理辦公室急件”

          1960年3月18日的北京,乍暖還寒。

          下午5點40分,坐落在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來了一位干部裝束的中年男子。毛料服,毛呢帽,黑皮鞋,推著一輛自行車。來人從車把上摘下一個黃牛皮公文包,從里面掏出一個大信封,對行長秘書室的女秘書小張自我介紹說:“我是國務院的,來給你們行長送急件。”說著遞上大信封。

          來人相貌端正,氣質不俗,又自稱是國務院的,小張對他已恭敬有加。再見遞過來的大信封落款處用毛筆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辦公室”,便更為重視。來人又從黃牛皮公文包里拿出一個本子說:“請您在發文本上簽個字。”小張簽字的時候,來人強調說:“這封信是急件,請馬上送給行長,別耽誤了。”然后帶著發文本從容離開。

          小張馬上把急件給行長辦公室的于秘書送去,并催促其趕快讓行長看。于秘書說行長不在。又見信封上寫著“中國人民銀行行長親啟”,遲疑一下后拆開。見急件上寫著:“總理:主席辦公室來電話告稱:今晚九時西藏活佛舉行講經會,有中外記者參加拍紀錄影片。主席囑撥一些款子做修繕寺廟用,這樣可以表明我們對少數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據以上情況,擬撥給15萬~20萬元,可否請批示。1960.3.18。”

          公函正文旁邊是落款為“周恩來”的毛筆批示:“請人民銀行立即撥給現款20萬元。”下面還有小字批注:“為避免資本主義國家記者造謠:①要市場流通舊票;②拾元票,每捆要包裝好看一點。七時務必送到民族飯店趙全一收(西藏工委宗教事務部)。”

          于秘書看過后想,果然很急。關于“西藏活佛講經”以及“政府撥款修寺廟”等新聞,于秘書在近日報紙上讀到過,卻沒想到這么快就付諸實施了。他見時針馬上指向下午6點,下班時間就要到了,而明天是星期六,是總行的學習日,不辦理業務,急件又要求當晚7點送款,留給他們的只有一個小時的時間。他馬上電話通知發行局的同事,先別下班,有緊急任務要辦。接著,他拿著急件去找值班的計劃研究局王局長商榷。

          王局長一看是總理批示,也認為事關重大,立即要求發行局的朱科長馬上照辦,并在電話里對朱科長說:“你先打電話讓北京分行準備錢款,然后派汽車去取。”

          朱科長放下電話,帶上同事老張就趕往北京分行取款。北京分行已聞風而動,正上上下下為湊齊這筆巨款而忙亂。急件上明確要拾元票面的舊票,但湊來湊去,只有15萬拾元的,時間又緊迫,另外5萬元只得用小票面的補齊。

          當朱科長、老張和北京分行的貢科長三人押款匆忙趕到民族飯店時,已是晚上7點15分,超過了急件上要求的時間。三人向飯店服務員詢問西藏工委的趙全一同志時,從大廳一角走出一個人說:“我就是趙全一。”

          朱科長忙對趙全一說:“趙同志你好!東西送來了,拿進來嗎?”

          趙全一點頭說:“好吧。”

          整整兩麻袋錢被抬了進來,放在趙全一腳邊。趙全一說:“怎么這么多?”朱科長懷著歉意解釋說:“我們沒找齊拾元的舊票,有伍元、叁元的,還有壹元的,體積一下就漲出很多。怕耽誤了使用,還沒來得及包裝,都是一捆一捆的,我們來了三個人,就是想幫助你包裝一下。”

          趙全一說:“哦,不用了,我們還有人,你們回去吧。”貢科長說:“您給開個收條吧。”趙全一說:“錢沒數,也沒包裝,怎么開呀?”貢科長堅持說:“還是開一個吧,不然無法下賬,錢數錯不了,20萬整。”

          趙全一想了想,從黃牛皮公文包里拿出一個本子,撕下一條紙,借貢科長的自動鉛筆,寫上“趙全一收到人民銀行送來貳拾萬元整”后,遞給貢科長。

          貢科長看過說:“蓋個章吧,手續不全,不好下賬。”趙全一說:“章我沒帶來。”見貢科長他們不肯走,趙全一又從公文包里掏出一封取款介紹信,上寫:“茲介紹西藏工委宗教事務趙全一同志前往你行領取撥款貳拾萬元整。此致,中國人民銀行。一九六○年三月十八日。”貢科長及朱科長、老張見介紹信上蓋有“總理辦公室介紹專用”圖章后,才放心地告辭離開。

          第二天周六,總行的學習日,業務暫停辦理。第三天周日,總行公休。周一上班后,朱科長打電話給總理辦公室,詢問這筆巨款如何下賬。

          總理辦公室接電話的工作人員回答,不知道這件事。再次詢問,還是回答不知此事。總行只好把“急件”、取款收條通過機要報送總理辦公室。總理辦公室明確回復:總理從未批示過此請示,批示上的筆跡也不是總理的,總理辦公室也沒有所謂的“總理辦公室介紹專用”章。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方才如夢初醒。

          一場民眾破案式運動

          周恩來總理聽了案件匯報后很驚訝,指示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通報全國,盡快破案!

          公安部成立了專案領導小組,組長楊奇清把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副市長劉仁,以及北京市公安局局長馮基平,副局長邢相生、安林、閔步瀛等都列為小組成員。領導小組會上,楊奇清對馮基平說:“這可是共和國成立以來最大的詐騙案!還是從國家銀行里騙走的,影響非常惡劣!騙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冒充國家總理行騙。現在國家最缺的就是錢,兩麻袋錢,夠國家解決多少急事難事呀!老馮,案子發生在你轄區,你說說案子怎么破吧!”

          馮基平當時不僅是北京市公安局局長,還擔任北京市副市長職務。新中國建立剛剛十年,政權尚在穩固中。經過十年的治理,社會風氣向好,很多地區呈現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社會風尚。此時發生了這樣的大案,是對良好社會秩序的極大破壞。全國自然災害仍在持續,老百姓一個月的伙食費也不過十元錢。如果因為這起案件導致社會治安惡化,第一責任人就是自己這個京城公安局局長。所以,他得知這個案件后又氣又急。

          馮基平的又氣又急還在于,騙子利用了人們對新中國領導人的尊敬和信任,而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接到所謂的急件后,也沒與總理辦公室核對,就輕易把兩麻袋巨款送了去。事前事后,經手的每一個工作人員竟然都沒半點兒懷疑。并且,總行明白受騙報案時,已經是案發的第6天,錯過了破案的最好時機。時間拖這么長,證據遺失嚴重,破案難度加大不說,嫌疑人很可能早就逃離北京了。

          馮基平聽了楊副部長的話后,把煙蒂在煙灰缸里使勁一擰說:“這個壞頭不能開!就是大海撈針,案子也必須破!”他說著,看了看身邊的三位副局長,對楊奇清說:“我們北京局成立專案辦公室,我們4個人親自抓,至于案子怎么個搞法,還是老辦法吧。”

          楊奇清顯然對馮基平的回答不太滿意,他說:“老馮,這個案件很特殊,總理要求通報全國。什么老辦法,你說具體點兒。”

          邢相生、安林和閔步瀛三位副局長擔心起來,他們不愿看馮基平被難住。馮基平卻成竹于胸。他輕輕把嘴里的煙吐了出來,用征詢的目光看看對面的劉仁同志說:“具體破案辦法是,通過市委,把案情通報全市,把全市內部機構的保衛人員和街道鄉鎮的治保人員都發動起來,提供線索,查找可疑人和可疑物。全市出租、三輪行業都要動起來,兩麻袋鈔票目標不小,嫌疑人不可能隱身,總會有人看見。這是群眾工作這一塊。專門工作上,我準備一是組織偵查人員到銀行總行進行訪問;二是派偵查人員在民族飯店內部以及客人中查找取款人趙全一;三是刑偵技術部門盡快對罪犯嫌疑人留下的字跡進行鑒定,作為證據線索幫助查案……”

          見劉仁和楊奇清都頻頻點頭,馮基平的目光轉向副局長邢相生。邢相生立即會意地補充道:“案情已經在我們全局傳達下去了,刑偵、內保、戶籍、交通等部門,正在陸續投入工作。此外,我局刑偵處副處長朱培鑫,已經帶領偵查員進駐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和民族飯店先期調查,力爭用最短的時間,把作案嫌疑人的情況摸清楚,搞準確,以便向全社會公布詳細可靠的案情。”

          劉仁說:“我認為老馮同志說的可行!我回去就召開市委會,要求各級黨委掛帥,把案情公布到群眾中去,動員號召各行各業積極協助公安部門破案。這既是依靠群眾,也是教育群眾的一個好機會。”

          馮基平又轉向楊奇清說:“楊部長,案情特殊,接下來我們調查的范圍,必然要涉及與國務院、各部部長辦公室、外貿部、外交部、民族事務委員會、宗教事務局、人民銀行、財政部、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中央機關招待所、民族飯店以及其他大飯店有聯系或者與這些單位人員的家屬有聯系的成年男性工作人員,特別是這部分人員里有條件接觸國務院信封和辦公用紙、熟悉刻蠟紙工具、有一定書寫能力、案發當天請過假的人。不僅要查外貌,還要查對筆跡。為避免遇到阻力,還請部里支持。”

          楊奇清說:“這不是問題!公安部會通告各中央單位和全市各部門,全力協助公安人員查找‘趙全一’!另外,工作中要講究方法,注意政策。”

          專案領導小組會議結束后,馮基平連夜召集由市公安局各業務處和分縣局領導參加的局務會,部署破案工作。看似都是一些老套路,卻非常見效。一天一夜后,在朱培鑫和他的偵查員反復訪問和查證的基礎上,市公安局專案辦公室確定:到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送“急件”和在民族飯店取款的“趙全一”,是同一個人。

          與此同時,刑偵處的技術人員也初步確定,“急件”所用的大牛皮紙信封,是國務院以前使用過的舊信封。“急件”所用的是公文十行紙。由于北京市生產的信紙種類以及發售渠道繁多,尚待確認中。偽造的“總理辦公室”的小方章,是用蠟紙刻后,蘸紅印油涂印而成。由此推斷,犯罪嫌疑人應該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并且熟悉公文結構用語和格式。

          接著,一場全民尋找大詐騙犯的大網鋪開了。在全市范圍內按系統、按地區公布案件。從機關到企業、學校,再到街道社會面,甚至這些機構的附屬單位以及招待所、駐京辦事處等,排查工作全面展開,大詐騙犯的相貌特征人人皆知,家喻戶曉。

          一道軍令狀

          在公安局坐鎮指揮破案的馮基平,特意把翻頁日歷擺在辦公桌中央,每天用翻頁計算破案進度。在公安部專案領導小組會散會前,楊奇清副部長對他說:“老馮啊,剛才我問你案子怎么破,現在我還要問你,案子什么時候破?”馮基平樂呵呵地說:“楊部長這是在下軍令呀!”楊奇清也笑著說:“就算是吧。我不給你限定具體日期,案子太大,需要時間,但必須破,而且要盡可能快。”楊奇清說完,輕輕拍了拍馮基平的左臂后走了。

          馮基平坐下后,翻了一頁日歷。雖然楊奇清沒給馮基平限定破案日期,但馮基平給自己設定了三個日期,最理想的是十天,其次是半個月,最次是一個月。日歷他已經翻過八頁,今天是第九天了,明天要是還不見朱培鑫的影子,十天破案的理想就破滅了。

          下午,馮基平剛批了幾份文件,副局長邢相生進來了,身后還跟著偵查處副處長朱培鑫。馮基平立即站起來說:“我最想見誰,誰就來了!”邢相生說:“老朱有好消息!”朱培鑫興沖沖跨上一步說:“馮副市長,我完成了軍令!”原來從公安部專案領導小組會上回來后,馮基平叫來朱培鑫說:“老朱啊,楊副部長給我下了軍令,我也得給你下軍令。”朱培鑫說:“這個軍令我領了!馮副市長放心,這個案子堅決破!”

          馮基平看著這位晝夜奮戰在一線的干將問:“完成了?”朱培鑫堅定地點頭說:“可以這么說!找到目標紙了!筆跡也對上了!”馮基平高興地問:“那么說,案犯也找到了?”朱培鑫說:“順藤摸瓜,跑不了!”

          目標紙就是“急件”所用的公文十行紙,是朱培鑫調查收集的重點。他指揮手下查了北京市幾年來生產的所有信紙,都對不上。朱培鑫由此推斷這種信紙不是市面上出售的,而應該是機關內部自制的。能自行制作公文用紙的機關,應該不是一般的機關。4月2日這天,刑事技術人員在送檢的公文紙樣品中,找到了和“急件”所用紙張一模一樣的十行公文紙,是外貿部專門定制的。朱培鑫立即帶人去了外貿部,在對所有符合條件的人員進行筆跡比對中,進出口局的科員王倬進入了偵查視野。王倬的筆跡與取款收條上的字跡,有些筆畫相近或相似,而與“急件”上的字跡高度吻合。朱培鑫又調來王倬的檔案,把檔案中王倬的字跡與“急件”比對,也非常相近。

          按照市局專案辦公室的分析,“急件”以及取款介紹信上的筆跡應該是作案嫌疑人刻意偽裝的,而取款收條,因為是當場寫的,應該是嫌疑人的真筆跡。對此,朱培鑫也不理解,難道王倬造假的時候,就沒想到他的筆跡可能就是破案線索?關于這一點,后來在審訊王倬的時候也問過他原因。王倬懊惱地說:“這可能是我的重大失算吧,我想,銀行根本就不會懷疑,也想不到總理批示是假的。他們只看總理的批示,不太會關注請示信的筆跡。”

          檔案記載,王倬36歲,又名王連升、金維,外貿部出口局計劃處科員。1948年畢業于東北大學經濟系,三青團團員,參加過青幫。1949年前,在北平特刑庭看守所當了一個多月的收發員兼會計。1949年4月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同年8月參軍,1950年2月由陜西漢中開小差逃來北京,后到北京京華美術學院學習。1951年自薦到中國進出口公司工作,1952年9月到對外貿易部出口局工作。

          朱培鑫逐頁翻看王倬的檔案資料,竟然在一頁上看到了“趙全一”字樣。原來,1950年2月他從陜西漢中開小差時,還有一個叫王遠澤的伙伴,為了順利回家,王倬給兩人偽造了路條。路條上兩人都用了假名字,他給王遠澤隨意用了趙全一這個假名。并且,王倬具有大學文化,熟悉公文結構用語和格式,有條件接觸國務院的信封,會使用鋼板刻字。他的體貌特征也基本符合。更靠譜的是,王倬還具備作案時間。案發的下午,他向單位請假,說是帶他的母親去西四人民醫院看病。然而,醫院并沒有他母親的就診記錄。

          聽了朱培鑫的匯報,馮基平松了一口氣。他放下紅鉛筆說:“我的心理預期是十天破案,如果再用一天時間起獲贓款、拿下口供,正好就是十天!老朱,你干得好啊!”

          當晚,公安部和北京市委批準拘傳王倬。馮基平派副局長邢相生隨朱培鑫一起去搜查王倬家,他說:“捉賊捉贓,拿到贓款就好辦了。”

          除了王倬的家,搜查地點還有一個,就是王倬的辦公室。兩個地點同時展開搜查。搜查王倬的辦公室進行得很順利,在王倬辦公室自用的文件柜里,偵查員在厚厚的文件下面找到了一塊鋼板,借著光線,偵查員在鋼板上看到了刻制“總理辦公室介紹專用”章的痕跡。經王倬的同事辨認,鋼板是出口局的辦公用具,管理鋼板的干部回憶,鋼板是王倬在三月初從他手里借走的,王倬的理由是,給街道食堂印飯票用。

          但是搜查王倬的家,就沒那么順利了。王倬的嫌疑被發現后,副局長閔步瀛立即派外線偵查員把王倬的家秘密監視起來。王倬家住地的廠橋派出所也奉命協助偵查員監視王宅,所長袁志明指派責任區民警郝繼民配合搜查王宅。郝繼民對王倬家的基本情況很熟悉,王倬家住西城區李廣橋南街3號,獨門獨戶,7間灰頂瓦房,北屋5間,東西各一間。因為年久失修,院門圍墻破舊,影壁殘缺。王倬夫妻育有4個孩子,母親和他們一起生活,王倬的妻子因為工作單位離家較遠,除了周末,平時基本上住在單位宿舍。

          民警郝繼民敲開大門后,朱培鑫帶人挨個屋子搜查。六間屋子仔細翻找,既沒找到贓款,也沒發現裝款的麻袋。

          第二天凌晨,副局長邢相生把情況匯報給馮基平后,馮基平心里不禁有些著急,這邊搜不出贓款,那邊預審員也沒得到王倬的口供。馮基平自己心急,卻勸邢相生說:“別著急,搜查還是白天進行有利,讓朱培鑫天亮后再搜,院子、廚房、廁所、犄角旮旯,不放過任何一處!”

          果然,天亮后,朱培鑫和偵查員在院里廁所后夾道的地下,挖出了贓款。馮基平接到消息后,馬上趕去王倬家。錢堆了一地,小山一樣,拾元票面的都打著捆,其余的都散著,幾個偵查員正在清點。王倬的居室空著,馮基平一進去,就聞到一股奇怪的味道。朱培鑫解釋說,這是王倬在屋里焚燒贓款和來蘇水混合的氣味。馮基平環顧了一下,屋里凌亂破敗,一地煙蒂,正合王倬作案后的失魂落魄。靠在墻邊的桌子少了一條腿,桌上一盒打開的香煙,馮基平拿起來看了看,“金魚牌”的,九分錢一盒。把香煙扔回桌上,馮基平對朱培鑫說:“騙了20萬,不是還得抽這種煙?”

          另一間屋里,王倬的母親正對偵查員邊哭邊說:“這錢可把我們一家害慘了……”

          清點后,總共起獲贓款191453元。另外8547元,據王倬的母親交代,被王倬和她,先后分8次燒毀了。刑事技術人員蹲在王倬家的兩個煤爐子旁,仔細把殘留的鈔票以及紙灰從煤渣和煙囪里挑揀出來,拿去化驗鑒定后,確定都是壹元、貳元、叁元和伍元票面的殘留。

          一番心理較量

          拘傳王倬是與起贓同時進行的。王倬被押解到預審處,審訊正式開始。

          王倬看上去有些瘦弱,氣質不錯,舉止得體,文質彬彬,心理素質也極好,一雙細眼平靜地看著預審員說:“我受黨的教育多年,不會干違法的事,我相信政府也不會冤枉好人。”審訊一夜,不論預審員怎么費口舌,王倬拒不招供。

          馮基平整夜沒合眼,等待贓款下落和突破王倬的消息。眼看天快亮了,王倬的嘴巴卻沒能撬開,他馬上給預審處處長張昌打電話說:“讓你最好的預審員上!小胡子汲潮呢?讓他上!”

          汲潮是北京市公安局專家級的預審員,鼻下蓄一綹整齊硬朗的小胡子,大家送尊號“小胡子”。他的預審生涯中,還沒有哪一個犯罪嫌疑人能從他手上滑過。王倬案重大,處長張昌也考慮讓汲潮上,但知道汲潮手上有兩起要案,不好再給他加碼了。張昌才另派預審員。

          汲潮接到通知趕到辦公室時,東方已經發白,他抖擻精神走進審訊室,叫人提審王倬。王倬表情平靜,話語也鎮定,這過分的鎮靜,增加了汲潮內心的把握,他的特征除了兩撇整潔的小胡子外,還有一個煙斗。這煙斗跟了他很多年,被他的手摩挲得圓潤油亮。眼下正處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所有人都在餓肚子,他心愛的煙斗填進去的已經不是純煙絲,而是煙梗加樹葉,吸一口,苦澀,吐出來,辛辣。他說:“不繞圈子,那個詐騙案,案情你也知道,你身上有嫌疑。你是不是被冤枉,空口無憑,需要你自己給自己證明。你把上個月中下旬做的事,一件一件,仔仔細細再對我說一說。”

          王倬不緊不慢地說:“上班工作,下班干家務。上星期到過三里河國家計委,聯系工作,那里有登記,你們可以去查。我還向我們處長請了兩個小時假,給我母親去看病,去的是西四人民醫院,你們也可以查。”

          汲潮問:“給你母親看病是哪一天?”王倬邊思考邊說:“具體日期記不清楚了,應該是個禮拜三或者禮拜四。”

          汲潮吐了一口煙。案發時間是周五,王倬顯然是有意避開這個敏感的日期。汲潮說:“不管是禮拜三還是禮拜四,西四人民醫院都沒有你母親去看病的記錄。”王倬說:“沒記錄也是有可能的,因為我們沒開藥,醫生問過診,說沒什么事兒,我們就回家了。”

          汲潮問:“你曾經在陜西漢中當過兵是不是?”王倬點頭說:“是。但那段歷史不光彩,部隊南下前,我開了小差。”

          汲潮說:“嗯,你還自己造了假路條。”王倬說:“是。”

          汲潮說:“和你一起開小差的還有一個人,叫王遠澤,他的假路條也是你給造的,他的假名字也是你給起的,還記得嗎?”王倬的一雙細眼瞇了一下說:“不記得了,時間太長了。”

          汲潮又吐了一口煙。王倬是故意避開“趙全一”這個敏感的名字。

          王倬鎮定,汲潮更沉得住氣。朱培鑫正領著偵查員搜查王倬的家,兩麻袋鈔票目標不小,找到錢,只是時間問題,到時候看王倬還會不會這么鎮定。

          汲潮問:“你會刻蠟紙吧?”見王倬現出不認可的表情,汲潮說:“你先別急于否認,當然,不愿意回答也行。”王倬表面還是那么鎮定。汲潮接著說:“三月初,你把你們單位的鋼板借走了,一直沒還。據我所知,你的單位沒安排你刻蠟紙。你能告訴我,你借鋼板干什么嗎?”

          這時,有人進來,對汲潮耳語了幾句。汲潮站起來走出去。

          汲潮走出審訊室,看見等在那里的馮基平,叫了一聲“馮局長”。馮基平問:“怎么樣?”汲潮說:“正周旋呢。雖然還沒認賬,但我有把握是他干的。”馮基平把起獲贓款的事告訴汲潮,當馮基平說到“贓款埋得不深”時,汲潮若有所思。

          汲潮回去后接著審訊王倬。王倬還是那副樣子,從容坦然,不溫不火。他說:“你們逮捕我,當然有你們的根據,可是從內心講,我確實問心無愧。”

          汲潮說:“王倬,我給了你充分的耐心和時間,也給了你充分的機會和體面,我想,主動交代和拒不認罪的區別,你應該有所了解。你不應該繼續藏著不說了。”王倬愣了,說:“我藏什么了?我也沒什么可藏的,沒那個必要,也藏不住呀!”

          汲潮把手里的煙袋不輕也不重,“砰”地放在桌上,正襟危坐說:“對!藏也藏不住!”然后他站起來,走到王倬身邊,微微彎下腰,低聲對王倬說:“何況,那東西你埋得并不深!”見王倬身體顫了一下,汲潮直起腰冷冷地說:“你單位和你家四鄰都說你對母親孝敬,對孩子體貼,我卻看不出你對你母親和孩子有責任心。算了!機會給你,你也不要,就算我沒給!”說完,回到桌前,拿起煙袋就往門外走。

          王倬慌了,探著身體忙說:“同志你別走!別走!給我這個機會行不行?”

          一下子把天捅了個大窟窿

          王倬一口氣交代了作案全過程,回到囚室倒頭睡去。夢里還是作案的畫面。

          作案日期定在星期五。這是王倬刻意挑選的。星期一至星期四的連續工作日都不考慮,銀行容易察覺受騙。最理想的時間就是星期五。星期六是銀行的學習日,不辦理業務。星期天是假日,能最大限度延緩他露餡兒的時間,也能模糊與他接觸過的人對他相貌的記憶。

          作案前的夜里,家人都睡下了,鄰院的燈也都熄了,王倬把屋里的窗戶用簾子遮住,拿出從單位帶回的公文紙,以及從王府井文興文具店和龍頭井商店買的蠟紙、紅印油、色膏、毛筆等,開始制作假公函和介紹信。

          王倬先用鋼筆在十行公文紙上寫請示。公文紙是他從單位拿回來的。他在工作中有機會見到國務院領導人的批示,也見過周恩來總理的批示。領導人的批示文件,一般不用特定公文紙,行文也沒有固定格式,甚至不蓋圖章。所以,他決定不使用帶銜的公文紙。但又不能太隨意了,于是選定單位機關內部使用的十行格紙。

          請示的內容是他反復考慮好了的,撥款的理由是配合西藏活佛講經活動,修繕寺廟。今年是平息西藏叛亂周年,西藏正進行民主改革,中央對西藏活佛的活動很尊重和重視,撥款修繕寺廟,也符合黨中央西藏工作的思想。

          他特意偽造撥款是毛澤東主席的意思,這樣就沒人敢不辦,更沒人懷疑。為了達到不要支票要現款的目的,他寫上有中外記者參加并拍紀錄影片,示意銀行拿現款,以配合拍攝捐款鏡頭。

          寫好“請示”內容后,應該有落款署名,他想,署名應該是總理辦公室的負責人,但他不知道總理辦公室負責人的名字,署錯了名,會被銀行看破,干脆空著。他又模仿周恩來總理的筆跡和口吻,在邊白上用毛筆寫下“總理批示”,還在偽造的總理批示上,加上毛澤東主席的指示,就更沒人懷疑和敢過問了。

          王倬在“批示”下又寫了小字批注,要求要包裝好的市場流通拾元舊票,7點送達民族飯店趙全一。考慮到提款時還需要介紹信,他又用鋼筆在一張白紙上寫了取款介紹信。最后,他在蠟紙上刻好“總理辦公室介紹專用”章,再涂上紅印油,印在介紹信上。

          “急件”雖然很急,但王倬把理由編造得天衣無縫。假公函和介紹信制造好后,王倬第二天上午照常去上班。下午3點半,他向處長請假,說我家老太太這兩天身子骨不得勁兒,帶她去醫院瞧瞧,然后騎著車回家。

          母親正在小廚房里做飯,他輕手輕腳回自己屋里,脫下布衣布鞋,換上藏青色華達呢中山裝,黑色呢子褲,黑高跟皮鞋,穿上灰色人字呢大衣,戴上藍呢帽子,拿上裝有假公函和介紹信的黃牛皮公文包,悄悄出家門,騎著自行車奔了西交民巷。他的自行車不但舊,缺后座,少擋泥板,還是雜牌,似乎與他一身筆挺的毛料干部裝不大匹配。

          在西交民巷西口,他停下來,抬頭看了看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樓頂鐘樓上的大鐘,5點30分,比他設定的時間早了點兒。作案的時間段,也是王倬刻意挑定的。他要在銀行將要下班的時候動手,天也快黑了,大家又都著急下班回家,辦事容易草率疏忽。

          他點燃一支煙吸完后,整理了一下衣服,查看了一下黃牛皮公文包里的作案道具,再抬頭看鐘樓,5點40分。他推著自行車走向人民銀行總行大門。把守大門的警衛攔住他。他說是國務院送急件的。警衛讓他去院子東南角的傳達室。傳達室的人說,西部收文件,這兒是東部。他才知道,總行分東、西部。東部是業務部門,西部是行政部門。他又推著車出東部大門,進西部大門,在傳達室的指點下,他見到秘書室的女秘書小張,遞上大信封。

          離開人民銀行總部,天已經快黑了,他騎著車去了民族飯店,繼續導演這場假戲。他先把自行車放在民族文化宮禮堂前的存車處,拿著黃牛皮公文包走向民族飯店。民族飯店與民族文化宮是一個建筑整體,是新中國成立之初首都十大建筑之一,建筑形制和飯店名稱都是周恩來總理親自拍板確定的。

          王倬的腳步很自信。銀行的普通干部,肯定沒見過總理辦公室的公函,更沒見過總理的筆跡,他們哪里想到會是假的?不過,為了防止銀行給總理辦公室打電話核實,他要馬上冒充總理辦公室的名義,再給銀行打電話催促一下,以消除銀行的懷疑。

          王倬進飯店轉門的時候,正遇上一群人從飯店出來,轉門速度慢,王倬在等待進轉門的時候,他后面又跟上來幾個人。進了轉門,他在門衛面前故意側頭,好像與身后的人互相關顧。進了飯店大堂,他把大衣脫下來,交給存衣處的姑娘,以顯示自己在飯店辦事,要待上一些時候。四下掃視一番后,他借用服務臺電話給銀行總行打催辦電話,檢驗騙術是否靈驗。

          總行計劃研究局的王局長接聽電話時的口氣既謙恭又確定:“我們正在抓緊辦,不會耽誤時間,請放心。”掛了電話,王倬的心踏實了。他在大堂能看見大門的一個角落坐下來。畢竟是行騙,再有把握,心里也難免有些緊張。他想,如果銀行送款的人遲遲不來,或者帶著警察來了,他就往樓上跑,然后從旁門脫身。

          坐了一會兒,他又給西單、西四兩個出租汽車站打電話要出租車,打算拿到錢后用出租車運回家。兩個出租汽車站都說目前沒車子可派。王倬追問什么時候有車,都回答說不知道。

          租不到出租車,是王倬始料不及的。時間過了7點。王倬等待的人終于來了。兩麻袋錢放在他腳邊,他吃了一驚。之前他計算過,20萬元拾元票面的,體積也就兩小包,一個人很容易拿走。不料拾元票面的只湊夠15萬元,另外5萬元都是零錢,體積一下子漲了很多,整整兩大麻袋,偏偏又沒要到出租車,自己那輛沒有后座的雜牌舊自行車可能馱不動。

          目送送款的三個人離開,王倬站在麻袋旁沒動。好像是在等同伴,實際上是怕引起送款人的懷疑。然后,他把麻袋拖到飯店西側的便門旁。便門旁是郵政柜臺,女工作人員好奇地看了看兩個麻袋。他由存衣處取回大衣,蓋在麻袋上,又到服務臺去給出租汽車站打電話,還是沒要到出租車。他放下電話去旁邊的郵政柜臺買了一張《北京晚報》,邊假裝看報,邊打定主意,等下班高峰過去,路上行人更少,天更黑后,再去叫一輛三輪車。

          郵政柜臺的女工作人員開始打掃柜臺,關切地對王倬說:“快下班了,你的麻袋要寄走嗎?”王倬收起報紙,搖了搖頭說:“這里全是重要文件,勞駕您給我照看一下。”便出門到街上叫三輪車。

          好不容易叫到一輛,那三輪車夫大概是看著西服革履的王倬,不像是會坐三輪車的主,盯著王倬從頭到腳看了好一會兒問:“你拉什么貴重東西呀?”王倬被盯得心里發毛,撇下三輪車,決定就用自己的破自行車馱著錢回家。

          到家已經是夜里10點多鐘了。把自行車靠在外窗下,他到母親屋里喝水。夜深了,聽見隔壁屋孩子們都睡了,他才悄悄把兩個麻袋搬進自己屋,掏出票子往黑鐵皮箱子里裝。票子太多了,實在裝不下,剩下十多捆,他用包袱皮包上。

          這時,母親來了,問他是怎么回事兒。他說:“媽,我給您借來點兒錢。”母親問:“借了幾百?”他說:“不止幾百,也不止幾萬。”母親是明白人,追問出實情后,仰天長嘆道:“兒子,你把天捅了個大窟窿呀!”

          一枕黃粱夢欲殘

          接下來一周,王倬在家的日子,基本上都是在母親的低聲埋怨聲中度過的。母親說:“我反正是老了,你害了孩子們呀!”王倬被母親沒日沒夜的埋怨弄得心神不寧,他把裝錢的麻袋、捆麻袋的繩子燒了,把作案工具燒了,又把作案時穿的大衣剪成條也燒了,換來的卻是母親更多的埋怨。

          不過,家以外卻平靜如常。他照常上下班,單位的領導和同事對他的態度與平日無二致。

          過了三天安穩日子后,王倬的煎熬開始了。3月26日下午,王倬的單位開全體人員會,專員在會上宣布:最近發生了一個大騙案,用偽造的周總理的函件騙去人民銀行20萬元,詐騙犯是瘦長臉,三十多歲,北方口音,用名趙全一。

          王倬嚇壞了,拼命調動意念,才沒讓冷汗流出來。回到辦公室里,他把從家帶的窩頭放在辦公室的暖氣片上烤,坐在暖氣旁發呆。同事在一旁說:“王倬,你耷拉著腦袋,磨磨嘰嘰的烤什么呢?”王倬慌忙說:“我……我沒考慮什么。”晚上回到家,他沒心思吃飯。妻子這天下班回家,饒有興致地說,她的單位讓大家積極參加破案,檢舉嫌疑人。王倬的孩子回家也說,學校貼著詐騙犯的相貌特征,老師讓同學們幫助大人查找詐騙犯。母親也悄悄告訴他,居委會今天上門,給她宣讀案情通報。他一夜無法入睡,心想,詐騙犯的特征就是自己呀!也許明天早上一上班,自己就被同事認出來了!

          王倬一方面惶惶不可終日,另一方面心存僥幸,自己寬慰自己。警察的人海戰術不過是瞎喳喳,警察再神通,也不會把我這個小科員從人海里撈出來,天底下長得相似的人多了!字寫得差不多的人也多了!輾轉到天快亮,他才稍微平靜下來。瘦長臉,三十多歲,北方口音,這個特征不免籠統,否則,昨天自己當場就會被單位同事指認出來了。他想,這說明他接觸過的人,因為相隔好幾天了,又都是在傍晚和晚上的時間,對他的相貌記憶已經不那么詳細和準確了。

          不過,為防不測,還是得抓緊時間銷毀證據。于是,他起早貪黑把伍元以下的小票子填進爐子里焚燒。還特意買了一個鬧鐘,天不亮就起來燒。他想,每天燒,一個月后,證據就沒了。怕被人聞到燒錢氣味,他又買了來蘇水,在屋里院里灑。

          早飯后,該去上班了。他心里害怕,不敢去上班。但又不敢不去上班。邁著忐忑的步子進了單位大門,又進了自己辦公室,王倬見大家對待他和平常一樣,稍稍放下心來。下午又開會,動員大家檢舉可疑人,互相查對筆跡,看看誰的筆跡和詐騙犯的筆跡相似。這一來,王倬慌了神兒。原來他認為自己沒留下蛛絲馬跡,不料,假批示上自己的真筆跡把自己出賣了!后悔作案時忘記偽裝筆跡。單位正在搞反右斗爭,要求每人寫大字報反省自己,他假裝忙業務沒時間寫。同事問他:“老王,你怎么不寫大字報,你怕什么?”把王倬嚇得兩腿一軟。

          第二天,單位又開會,補充傳達案情信息:詐騙犯面部下巴有疤痕,右手指有煙熏的黃痕跡。王倬又多了一絲僥幸,他下巴既沒有疤痕,手指也沒有煙熏黃。

          心存僥幸,更存恐慌。風聲卻越來越緊,王倬預感自己正在一點兒一點兒地暴露,費盡心機弄來的錢,現在成了手捧刺猬——拿著扎手,扔了心疼。藏到哪兒都不踏實,先后四次給這些錢換地方。從鐵箱子里換到母親的樟木箱子里,接著又換到他自己的床下,又埋在西屋地下,最后埋在廁所后的夾道下。他還加快了燒錢的速度,讓母親趁白天家里沒人的時候插上門燒錢。

          上班在單位裝得沒事人兒似的,下了班在家偷偷摸摸燒錢。王倬度日如年。單位的同事不知是開玩笑還是認真的,看著他說:“詐騙犯的眼睛不大,王倬的眼睛就挺小的嘛!”王倬表面上惱怒,內心卻明白,自己像被剝洋蔥,暴露只是時間問題。他也想過逃跑,可是一跑必暴露,再有,他也沒處可去,也放不下一家子親人和那么多錢。他像個賭徒,無法自拔。只想多熬一天,就可能躲過去。

          王倬一口氣供認后,對汲潮說:“痛痛快快交代了,心里覺得輕松多了!弄了20萬,就花20塊錢買了一個鬧鐘,花8塊來錢買了兩瓶來蘇水,都是為了燒錢用的,沒敢給自己花一分一文,連一盒像樣的煙也沒敢買過。”

          王倬說著問汲潮:“能不能給我一支煙抽?”汲潮只有煙絲,沒有煙卷,他示意記錄員小趙去給王倬找煙卷。

          王倬點上煙說:“比‘金魚牌’的好抽!可嘆啊!家里藏了那么多錢,我還是抽9分錢一盒的金魚煙,還整天吃不下,睡不著,見誰都疑心是在觀察我、跟蹤我、議論我,神經繃得快要斷了,活著還不如死了好呢!弄錢之前想得挺美,拿到錢后怎么享受。可錢真弄來了,花不能花,藏又怕藏不住,唉!”

          汲潮也點上煙袋鍋說:“恐怕你騙錢是和想買像樣的煙有關吧?”王倬說:“當然有,不但想抽好煙,我還想過好日子。我上大學的時候看人家生活闊氣,就想以后我也得過上那樣的日子。后來到外貿部工作,有時候能看見香港大公報,羨慕人家住洋樓,家家戶戶有電視機、有汽車。我想,靠別人改變不了自己的命運,只能自己靠自己。剛解放的時候,我和別人合伙做過買賣,不但沒賺錢,還把家里的金戒指也搭進去了。后來參加工作當了小職員,起早貪黑干,掙的錢不夠一家人下一次館子。我就又想搞發明創造,搗鼓了四五年,搞成了一個永動機的設計方案,拿到科學院去評定,專家們說,根據能量守恒和轉化定律,永動機裝置方案根本實現不了。”

          汲潮乜斜著眼看著王倬說:“你可能還真是塊材料,可惜最后成了歪才。你一下子弄了20萬,不覺得數額太大嗎?”王倬說:“我在單位看到的都是幾百萬、幾千萬,還有上億的交易額,弄20萬實在不算多。再說,數額太小了,也用不著總理批示嘛。我計劃錢到手后,先用1000塊修理房子,家里的房子太破舊了,其余的每月在銀行里存一部分,等十幾年后,家里生活就能像香港人一樣富裕了。哪承想,一枕黃粱夢!”

          一個人的大騙局

          王倬在囚室里睡了一大覺后,又被汲潮提審。王倬見了汲潮說,還想要一支煙抽,“‘金魚牌’的也行,反正我就是賤命,該著吃窩頭,抽次煙。”

          汲潮又滿足了他的要求,看著他把煙吸完后,把煙袋鍋往桌上一放說:“王倬,你在北京生活十多年了,對北京的情況應該大致了解,北京城的人大都不富裕,很多人的日子還不如你,你看各家各戶,不都是吃棒子面、窩窩頭?沒人覺得自己命賤。誰都想過好日子,可是現在國家都在受窮,怎么就你生來尊貴?吃不得粗糧?全國都在鬧災荒,有的地方都餓死人了,你卻一下子從國庫里騙走20萬!這些錢要是換成糧食,能救多少人?”

          汲潮說到這兒,情緒有些激動,小胡子微微抖動著:“你不是想成名嗎?你做到了!全國人民都會記住,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北京有個叫王倬的大騙子,偽造總理批示,騙走了兩麻袋錢!”

          這時,記錄員小趙拿出了手銬和腳鐐。提審王倬前,汲潮請示馮基平,要不要給王倬戴手銬、腳鐐?馮基平說:“這案子不戴,什么案子戴?戴!手銬、腳鐐都戴!”

          王倬一見小趙給自己戴手銬、腳鐐,本來就蒼白的臉更加沒血色。汲潮告訴王倬,要押他去民族飯店,要他配合。這起大案發生之初,大家都認為這個案件不是一個人能夠單獨完成的,馮基平命汲潮押王倬去現場,配合朱培鑫模擬實驗,還原作案過程。

          警車到民族飯店時,朱培鑫已經向人民銀行借來了兩條麻袋,又找來一根繩子,王倬作案時用的自行車也被推了來。朱培鑫按照被騙的20萬元的體積和重量,裝了兩口袋書。汲潮提了提,分量很重,心想,就憑瘦弱的王倬和一輛沒有后座的“光屁股”自行車,能把兩麻袋錢弄回家嗎?沒想到,王倬用繩子把兩個麻袋口捆扎在一起,把自行車歪倒,輕輕松松把兩個麻袋搭在車座上,前后用時三分鐘。王倬當場演示后,模擬推贓款回家,由偵查員替代王倬做,證實王倬一個人把錢推回家,完全可以實現。

          汲潮又押著王倬回到審訊室,讓王倬當場制作“急件”,記錄員小趙在一旁計時。按照王倬的供述,朱培鑫和偵查員已從王府井文興文具店和龍頭井商店,買來了王倬偽造文件的蠟紙、紅印油、色膏、毛筆等文具。這些東西的售價與王倬的供述基本相符,可以證明王倬偽造印信的工具是他親自購買的,而不是他人供給的。

          王倬再次造假的過程嫻熟順暢,格式和筆跡完全相同。這之前,偵查員已向出口局負責管理鋼板的干部求證,公家的鋼板的確是其借給王倬的。借鋼板的理由及經過,都與王倬供述相符。再有,偵查員在王倬家的一塊臺布上,發現了“總理辦公室介紹專用”章的部分刻痕。王倬的母親也提供,她曾見過兒子在家刻東西,她掃地時在地上和桌上還撿到過紙片。可以確定王倬是在家里獨自偽造印信,并排除出口局負責管理鋼板干部的嫌疑。

          王倬的母親還提供,案發那天,王倬下午4點出門時,確實騎著自行車。同時,排查全市出租車、三輪車、排子車后,沒有在案發時間拉過兩麻袋東西的線索。可以佐證王倬是自行把兩麻袋贓款推回家的。

          根據王倬母親和妻子提供的情況,王倬作案前兩個多月,王倬在京的親戚朋友以及同事等,都沒與王倬聯絡并到過王家,可以排除合伙作案的可疑。并且,預審處處長張昌派預審員會同朱培鑫的偵查員,分別去王倬的老家及其親屬所在地調查王倬的社會關系,也排除了與王倬合伙作案的可能性。

          根據王倬的口供,刑偵處副處長朱培鑫組織偵查員,到人民銀行傳達室和收發室調查核實。傳達室和收發室的大小、屋內的陳設、收發人員的體貌、服裝、辦公桌的位置等都與實際情況相符,王倬送信時與收發人員接觸的具體經過也基本相符。

          王倬的相貌及其作案時穿的衣服,經人民銀行收發員以及民族飯店存衣處女工作人員、飯店前臺服務員、大廳郵政柜臺女工作人員、王倬搬麻袋時幫助開門的飯店男服務員辨認,也得到了一致確認。男服務員還回憶說:“那天飯店里辦大型會議,人很多,很忙,我以為他是開會的,他往外搬麻袋,我還主動幫他開門。”王倬在民族飯店期間的目擊者,自始至終沒看見王倬與其他人接觸,可以排除王倬與人民銀行和民族飯店有內外勾結的可能。

          總理辦公室并無“總理辦公室介紹專用”章,王倬顯然是對總理辦公室的內部情況不了解,王倬與總理辦公室人員勾結作案的可能性也可以排除。至于偽造信上的“宗教事務部”,是王倬憑空想象的,他自認為,中央有搞民族工作的事務委員會,西藏工委也一定有這樣的地方機構,所以杜撰出個“宗教事務部”。

          經過一系列模擬還原,北京市公安局專案辦公室最終認定,這起驚天騙案是王倬一個人策劃并實施的。

          王倬回到囚室后,頭靠墻閉著眼,情緒低落。在這之前,他明白自己的案情重大,但并沒料到自己的結局。他曾對同監號的人說:“我就是經濟問題,又都交代了,也就判十幾年的事兒。”可是當被戴上手銬、腳鐐的那一刻,他明白并非如此。

          4個月后,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召開宣判大會,王倬被依法判處死刑,宣判后立即執行。因為窩贓罪,王倬的母親也被判處了三年有期徒刑,后被提前釋放。

          1949年,國民黨殘余勢力紛紛逃往孤島臺灣,但是國民黨卻不甘心其失敗之命運,臺灣保密局不斷地派一些訓練有素的特務潛入大陸搞暗殺領導人陰謀。面對嚴峻的形勢,新成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主動出擊,有的放矢,一舉生擒企圖暗殺陳毅市長的“天字特號”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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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方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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