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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民公安出版社 主辦  中國社會主義文藝學會法治文藝中心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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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慶前夕的諜戰

        來源:《東方利劍》 作者: 穆玉敏

          ——揭秘陰謀炮擊天安門案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的濃厚氛圍里,回首與緬懷是主旋律。《無形的戰線》《羊城暗哨》《秘密圖紙》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攝制的反特影片,也成為重溫歷史的教材。這些國產影片,不僅取材于真實事件,更反映了當年的國內外政治形勢。比如拍攝于1956年的《國慶十點鐘》,就是根據一起美國特務陰謀武裝暴動案改編的,是2008年的熱播電視劇《天字一號》的藍本,也是下面要講的這宗著名的國際間諜案。

          甘雨胡同的可疑房客

          開國大典后半個月,第一次全國公安會議在北京召開,到職就任的公安部部長羅瑞卿確定新中國公安機關的首要任務是:學會和敵人作隱蔽斗爭,特別是同國際特務作斗爭。

          在1950年8月24日召開的全國第一次偵查工作會議上,羅瑞卿部長進一步明確要求:全國的偵查情報工作,轉移到打擊美帝國主義間諜特務上來。

          在半年多的時間里,公安工作連續強調與美特作斗爭,首先是由新中國的外交方針決定的,其次,是朝鮮半島國際風云突變所致。

          新中國的外交方針是獨立自主、和平共處,被毛澤東形象地比喻為“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意思分別是:不承認國民政府舊的屈辱外交關系;清除和取締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和特權;站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二戰”后,美國挑起冷戰,東西方兩大陣營對立,新中國倒向蘇聯,勢必與美國決裂。

          而當時美國的政治形勢,也決定了美國與新中國的決裂是必然性的。冷戰展開后,美國的意識形態不斷右轉,在參議員麥卡錫為首的右翼分子鼓動下,極端反共產主義思潮在美國泛濫,美國不但不準備承認新中國,還企圖阻攔其他大國與新中國建交。所以,中美對立不可避免。

          朝鮮戰爭讓中美從對立到劍拔弩張。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美國打著聯合國的旗號干涉朝鮮內政,美國總統杜魯門派五星上將麥克阿瑟指揮“聯合國軍”入朝作戰。與此同時,美國總統杜魯門聲稱“共產黨軍隊占領臺灣將直接威脅太平洋地區的安全”,下令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在“協防”臺灣的名義下,公然以武力阻礙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臺灣島,干涉中國內政。而入朝作戰的美軍還入侵中國領空,轟炸中國東北邊境城鎮,逼迫新中國決心“打敗美帝國主義的任何挑釁”,志愿軍跨過鴨綠江,為保家衛國而戰。

          第一次偵查工作會議結束時,羅瑞卿特意把時任北京市公安局偵查處處長狄飛留了下來。羅瑞卿擔任公安部部長的同時,還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職務。羅瑞卿對狄飛說:北京是重點啊,以前這里是國民黨在華北的統治中心,外國間諜勢力也長期盤踞,你要把他們連根拔除!

          狄飛處長也正想對羅部長匯報工作,他說請部長放心,國民黨在北京原有的特務組織已基本上被我們打垮了,只剩下漏網之魚。肅清美特工作,我們也已經結合外僑管理、收回外國領事館和兵營工作,先行一步了。1949年年初接管國民黨北平警察局后,北京市公安局就著手調查北平的外國僑民情況。1950年1月,根據新的外交方針,西方國家的領事館和駐屯軍隊建筑一律交還中國。在這兩項工作的開展中,狄飛的偵查處以及外僑管理科,在領事館工作人員、僑民以及外商中物色了一些情報人員。

          狄飛回到偵查處后,叫來偵查科科長王興華問:甘雨胡同的可疑房客查得怎么樣了?王興華回答:背景不簡單!

          1950年4月下旬,美國領事館撤出北京后,有情報人員向王興華匯報:東城王府井八面槽甘雨胡同16號和乙17號的兩戶人家的房客行蹤可疑。進一步調查后,可疑房客成了王興華的秘密監控對象。

          甘雨胡同16號和乙17號是兩戶人家,住的都是外國人,相處親密,兩家的男主人不僅會說漢語,還都有中國名字。一個叫李安東,55歲。另一個叫劉逸,47歲,日本名字是山口隆一。兩個人在北平解放后表現非常活躍,在各種場合打探人民政府的政治、軍事、經濟等情報,搜集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負責人的姓名、履歷、住址、電話和汽車號碼等。兩個人還時常出入美國駐北平領事館。

          李安東和山口隆一的活動顯然與兩個人在中國的公開身份不相符。意大利人李安東是天津老世昌公司北京代理人,一個商人。山口隆一是日本人,工作地點在東交民巷北京法文圖書館,是中文部圖書目錄編輯。

          老牌間諜

          王興華向狄飛匯報了李安東和山口隆一的背景調查工作后,狄飛大吃一驚,原來這兩個人都是老牌間諜!并且,他們還與原美國駐華使館武官大衛·包瑞德關系復雜。

          李安東,英文名Antonio Riva,1896年出生于中國上海,父母都是意大利商人。李安東的學生時代基本上是在意大利度過的,這也使他很早就入了意大利法西斯黨,成為一名激進的法西斯黨員。

          法西斯黨是墨索里尼創立的,一直瘋狂地反對共產主義。法西斯主政的意大利與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為爭霸世界,共同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德、意、日也因此成為“二戰”的軸心國。

          1919年,李安東從意大利空軍學校畢業后,重返中國,在天津開設了意亞公司。當時的中國正陷于軍閥混戰,李安東數次兜售軍火給北洋軍閥曹琨、齊燮元等,助其打內戰。1926年,李安東來到北京,在國內法西斯政府的支持下,在北京組織了法西斯黨支部,自任支部長。從1933年起,李安東擔任意大利《斯坦巴報》駐北平特派員,并且還是“中意文化協會北平分會會長”。

          1934年,他結識了包瑞德上尉。當時包瑞德是美國駐華使館武官史迪威的助理。因為都屬于所謂的“中國通”,兩人一見如故,用北京話交談起來。

          大衛·包瑞德1892年出生在美國科羅拉多州,大學期間選學漢語,畢業后便開始了他的軍旅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他在菲律賓擔任下級步兵軍官。1924年,被派到北京美國公使館任助理武官,負責漢語學習工作。主觀努力加上語言天賦,讓他掌握了流利的北京話,并體驗到了解中國人民及其歷史文化的快樂,也為他此后多年留在中國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1928年,包瑞德被調回美國,在佐治亞州本寧堡的步兵學校學習高級課程時,得到馬歇爾和史迪威的賞識。課程結束后,他成為紐約市立大學軍事科學與戰術學科的助理教授。1931年,他被派到中國天津,出任美軍駐天津的第15步兵團情報處參謀。兩年后,包瑞德從天津到了北平,在史迪威手下任助理武官。

          與包瑞德相識的當年,李安東被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委以“意國空軍指導團秘書長”頭銜,幫助蔣介石政府從意大利購入大批飛機,并幫助蔣政府在南昌、洛陽兩地修建飛機場。

          盧溝橋事變后,作為法西斯黨的黨徒,李安東立即站在其盟友日本一邊,與日本“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報道部”的高級特務日高富明結成密友,以記者名義往來華北各地,進行特務間諜活動,為日本侵略軍搜集情報。

          李安東的間諜行為被美國戰略情報局和北平警備司令部同時掌握。美國戰略情報局是“二戰”期間美國的情報組織,“二戰”結束后即解散,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身。

          為此,抗戰勝利后,美國戰略情報局和北平警備司令部把李安東作為戰犯,押送十一戰區軍事法庭。后因國民黨檢察官念及李安東曾為中國政府購辦軍火,并“犯罪嫌疑并不充分,依戰犯罪法應不予起訴”,于1947年5月獲釋。

          李安東回到家,立即給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寫信,解釋其被捕是一場誤會,希望司徒雷登幫助他洗清被控戰爭罪的污點。他在信里說:“我唯一目的是希望,美國官員作個調查,以證明我雖是一個法西斯黨員,但這并不等于說我是一個流氓,我希望這次被控不會永久玷污我的姓名并傳給我的子孫。”

          司徒雷登給他的回信中,對他的遭遇表示了同情,并表示愿意他“與美國進一步建立關系,以獲得協助”。

          1948年3月初的一天,包瑞德突然上門看望李安東。重回北平的包瑞德,身份是美國駐華大使館上校武官。包瑞德對李安東提及美國大使司徒雷登,李安東立即明白,包瑞德是來與他“進一步建立關系”的。此時的包瑞德,不僅職務升遷了,也是情報老手了。

          接著,包瑞德又在自己家里設宴,邀請李安東夫婦赴宴。包瑞德親自上門探望,已經使李安東感動不已;又設家宴邀請,更令李安東受寵若驚。席間,包瑞德與李安東探討了對世界和中國局勢的分析,特別討論了共產主義問題、蘇聯問題等。包瑞德對李安東的見解很贊同。當包瑞德表示愿意與李安東“建立關系”時,李安東迫不及待地表示:“我是一個法西斯黨徒,是一貫堅決反共的。因此,我愿意為美國效勞!”

          李安東的話讓包瑞德心里感到有些復雜。在華任職期間,特別是1944年7月,作為美軍延安觀察組組長,他在延安工作生活了五個月,以及1945年11月27日跟隨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為國共建立聯合政府進行調停后,他對中國共產黨或多或少產生了一些同情。然而,作為駐華武官,他需要像李安東這樣的情報員。

          為了獲得包瑞德的充分信任,李安東回去后,又給包瑞德寫了一封信:“親愛的包瑞德上校:從數年來我們互相交換政見中,我相信你能夠證明我反共主張的一貫性。現在共產主義問題,已經成為一個具有普遍重要性的問題,以至可能需要以戰爭來解決。今天反共世界均向美國尋求領導,我很愿意為美國全力效勞。”

          與包瑞德確立間諜關系后,李安東又把老友山口隆一發展成自己的情報員。兩人見面一拍即合,山口隆一當即表示愿意接受李安東的領導,并把他秘密輸送給美國戰略情報局、日本海軍省和國民黨政府的情報,如數交給李安東。這些情報的內容不乏解放區的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情況。為了聯絡方便,山口隆一于1948年10月,從原來的居住地搬到甘雨胡同16號,與住在乙17號的李安東做了鄰居。

          李安東與山口隆一結成間諜搭檔,是看中了山口隆一的間諜資歷。李安東早在與日本特務日高富明合作搞情報時,通過日高富明認識了山口隆一。日降后,山口隆一設法進入國民黨政府設立的國際問題研究所,負責研究整理蘇聯遠東軍事、經濟、交通、文化等情報資料,是一個多面間諜,同時為日本海軍省、美國戰略情報局和國民黨政府搞情報。

          到1948年11月北平解放前夕,山口隆一先后與美國戰略情報局的巴帝古、約翰生、沃杜倫、斯德沃、威斯特、斯蒂文斯、麥智等美特單線聯絡。美國戰略情報局主要從山口隆一手上購買國民黨政府和日本共產黨組織等的情報,在兩年多的時間里,他共出賣給美國戰略情報局各種情報460余件。

          山口隆一與美特的接頭方式,與間諜電影里的經典鏡頭無二。接頭地點不固定,最初是在東交民巷的六國飯店,大約每兩周接頭一次,山口隆一奉上情報,再從美特手上領取月薪和賞金,并接受指令。

          隨著國民黨政府軍在戰場上節節敗退,美國戰略情報局與山口隆一的接頭方式越來越隱秘,并且頻繁更換聯絡人。輪到斯蒂文斯與山口隆一單線聯絡時,已是1948年秋。斯蒂文斯生性多慮,極為敏感,他與山口隆一約定,不在固定空間見面,而是行進中的車上秘密接頭。

          1948年9月末的一天,山口隆一按照斯蒂文斯的約定,在崇內大街西側便道上,由南向北緩慢行走。他邊走邊觀察對面駛過來的每一輛汽車。斯蒂文斯事先告訴他,他只管在路邊走,自己會找到他,并把汽車停在他身邊。

          山口隆一緩緩走著。一輛黑色小轎車正面開過來,他看見駕駛座上的人戴著一頂米黃色禮帽,那是斯蒂文斯與他約好的裝扮;而山口隆一穿的,也是約好了的米黃色風雨衣。小轎車停下,山口隆一拉開車門迅速上去,小轎車立即駛離。拐了兩個彎后,小轎車停下,山口隆一又迅速下車。前后不過十分鐘,他們已經在車上完成了情報交換。斯蒂文斯確定了下一次接頭的時間和大約位置,山口隆一也拿到了薪金。

          與和美國戰略情報局特務接頭相比,山口隆一和李安東合作就輕松很多,老友加鄰居,談笑間就完成了合作。

          北平被解放軍圍城后,百姓人心惶惶,李安東和山口隆一卻異常地亢奮,他們把這看作是大顯身手的時候。他們白天忙著從報刊和廣播報道中收集資料,從社會關系和街頭巷尾那里獲取各種信息,晚上回來一起分析研究傅作義的城防情況和解放軍圍城部隊的軍情等,并整理后送交美國領事館。

          截獲草圖

          狄飛在偵查處的院子里走來走去,腦子里理著各路偵查員匯集來的新線索。這院子位于王佐胡同,原來是國民黨保密局北平站所在地,著名的特務據點。兩年前,他跟著偵查處首任處長馮基平查封接收這里的情景還歷歷在目。

          時間轉眼就進入了9月份,國慶一周年慶典安全保衛工作已進入實戰階段。然而除了掌握李安東和山口隆一的間諜背景外,再無有價值的新線索出現,這不能不令狄飛坐臥不安。而被羅瑞卿從公安部派來參加案件偵破領導工作的李廣祥,也有些心急。

          9月18日,偵查科科長王興華匆匆走進狄飛的辦公室。狄飛見王興華臉上掛著罕見的笑意,猜到王興華給他帶來了好消息。

          果然,王興華把一個厚厚的紙包放在狄飛面前說,狐貍的尾巴遲早要露出來的!

          紙包是王興華截獲的山口隆一寄往日本東京都的日洲產業株式會社的航空信袋。狄飛趕快打開。

          信袋里共有10封信,其中一封信里裝有一張鉛筆勾畫的天安門示意圖,呈現了城樓、金水橋和華表,城樓正中央用簡略人形標示了目標位置。兩個帶有日文注釋的箭頭,分別指向兩處,一個沿拋射線指向房脊,日文注釋是:“從日本買來的消防壓水機,能超過這個屋頂。”另一個直指主席臺正中的簡略人形,日文注釋是:“到現在水還是達不到這里。”

          隨圖附有一份以英文拼成日文音的說明文字:“據說最初試用的地方在天安門,水從屋頂越過去,是一件趣事。所謂天安門系紫禁城正中間的一個門,其前建有人民廣場,每當政府祭禮之日,政府中有名望的人登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軍隊分列式和民眾的行列,以前的消防壓水機,僅能壓至毛主席站著的主席臺附近的位置。”

          初看,這似乎是一個有關消防壓水機試驗的草圖。而中國從清代開始就從日本進口消防器材,北京的消防器材很多都來自日本。然而,在對諜報套路諳熟于胸的老情工王興華眼里,這張草圖卻暗藏殺機。不論是哪個陣營的諜報人員,聯絡上都會使用暗語、密碼、代號等,以掩護真實意圖。所以,這個障眼法根本瞞不住王興華。況且,天安門示意圖的文字說明,已經非常露骨地指明了那個簡略人形就是毛主席!國慶一周年慶典時,天安門廣場將舉行盛大的慶祝儀式,不僅毛澤東主席,而且黨和國家其他領導人以及外國友人都將出現在主席臺上。

          狄飛仔仔細細研究了這張鉛筆示意圖和說明文字后,不無諷刺地對王興華說:“真是自我暴露!既猖狂又愚蠢!狐貍尾巴既然露出來了,咱們就別手軟了!”狄飛當年雖然才三十出頭,隱蔽戰線工作經驗卻不亞于年長他一些的王興華,兩人都具有高度敏銳的對敵斗爭警惕性。

          狄飛馬上把案情匯報給了老處長馮基平。馮基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是中央社會部直屬的平津情報站站長,資深情報專家。他說:“這個案件耽擱不起!”說著立即電話請示羅瑞卿部長,又讓狄飛和王興華去聽聽李廣祥的看法。

          狄飛見了李廣祥,遞上卷宗說:“你先看看這個再說!”李廣祥也屬于情報戰線精英級人物,他和狄飛都曾在馮基平手下任偵查處副處長,是馮基平的左膀右臂。一起搭班子工作期間,李廣祥和狄飛情同手足。后來李廣祥調公安部任職,雖然兩個單位離得很近,可兩人都奇忙無比,難得一見。

          李廣祥看過卷宗,舉著那張鉛筆圖對狄飛和王興華說,這哪兒是什么消防圖呀。咱們都當過兵,也都干過情報保衛,這張出自間諜之手的圖,意圖再明白不過了,他們要對天安門動手啊!王興華微笑著說,咱們都不謀而合了!狄飛輕蔑地說,哼!李安東和山口隆一是老牌間諜,可是他們不知道,咱們也是久經諜報場的!

          三人進一步分析。王興華說,他們要動手,就應該有武器。狄飛點頭說,李安東和山口隆一在北京生活多年,又和美國領事館關系特別,他們周圍應該還有情報關系,必須一網打盡。李廣祥說,時間緊迫,咱們要搶在他們前面動手!

          起獲迫擊炮

          9月26日深夜,京城熟睡。狄飛一聲令下,一輛滿載荷槍實彈的公安總隊戰士的卡車,以及數輛吉普車、摩托車駛過王府井大街,直奔甘雨胡同而去。

          為了行動的秘密,也為了不擾民,車輛停在胡同外,參加逮捕行動的人員盡量把動作放輕。公安總隊的戰士迅速把胡同東西兩個口把守起來。責任區民警領頭,王興華與派出所所長、外僑管理科科長等緊隨其后。責任區民警輕輕敲門:“派出所查戶口,請開門!”

          來開門的正是李安東,一個細高老頭兒。派出所所長認識李安東。但謹慎起見,王興華還是問:“請問您叫什么名字?哪國國籍?”

          “李安東,我是意大利人。”李安東用流利的漢語回答。

          “我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向你宣布,你被逮捕了!這是逮捕證,請你簽字!”王興華表情莊重,口氣嚴厲。

          猶豫了片刻,李安東在逮捕證上簽了字。

          與此同時,山口隆一的家門也被敲開,偵查處執行科科長常真向山口隆一出示了逮捕證。山口隆一也順從地接過筆,在逮捕證上簽了字。

          搜查收獲頗豐。在李安東的書房和客廳里搜出了大量情報底稿、信件等,偵查員還在臥室里搜出了一支手槍和二百多發手槍和步槍子彈,以及一大包被拆分了的武器零件。王興華讓偵查員當場組裝起來,竟然是一門六○迫擊炮!

          王興華問李安東,這是什么?李安東回答:“Stokes式迫擊炮。”

          王興華又問:“這些武器彈藥,你在人民政府那里做過登記嗎?”

          李安東搖頭:“沒有。”

          這時,狄飛也趕了來。他看了這門僅缺少座板的迫擊炮后,與王興華一旁耳語:“老王,你怎么看這小炮?”王興華說:“我看到這家伙的第一眼,就聯想到了那張鉛筆圖。”狄飛的右拳清脆地擊打了一下自己的左掌說:“那鉛筆圖分明就是炮擊示意圖嘛!”

          同時,在山口隆一家搜查出來的東西也令狄飛和王興華驚喜。山口隆一的書房像一個小情報庫,他把刺探到的中央人民政府和院、會、部、署各首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各民主黨派及人民團體負責人的姓名、職銜、住址、電話號碼、汽車號碼等分別制成卡片,共210張,情報底稿48件,以搜集資料為由的各種來往信件等,清點后,竟達千余件。還搜出了兩包制作毒藥的青酸鉀。這些物證中最重要的是一張鉛筆圖,正是被截獲的那張炮擊示意圖的草稿。

          李安東和山口隆一被捕的當天,魏智、哲立、甘斯納、馬新清也因間諜嫌疑被逮捕。李安東和山口隆一家被監視后,偵查員發現這4個人與李安東和山口隆一經常聯系和往來。于是立即對這4個人進行調查。

          魏智,1898年12月2日生于法國拉塞勒圣克盧,他的父親老魏智,于1919年在北京開設北京法文圖書館。由于法文圖書館的業務有圖書銷售、借閱、出版、代售、代購等,老魏智的足跡遍及福州、香港、天津、上海、澳門等地,魏智幼時也因此在福州生活了6年。1917年和1939年,魏智兩次參加法國炮兵部隊,1920年6月從駐扎在波蘭的法國部隊退役,同年8月來到北京,幫助父親打理法文圖書館事務,并在中國圖書公司兼職。從1928年開始,魏智接替父親,擔任法文圖書館經理,他開拓新的圖書市場,建立穩定的合作關系,銷售額持續增長。

          然而,他的命運卻因為結識李安東和山口隆一而發生了改變。抗戰勝利后,山口隆一想在北京謀一份公開職業,在朋友介紹下找到魏智。魏智收留了他,讓他在圖書館編寫中文書目。魏智被捕后交代:“我認識了山口隆一后,他就告訴我,他在國民黨特務機關工作,我就知道他是一個間諜了,明白他到我書店里來,是為了搜集情報。”

          魏智知道了山口隆一的真實身份后,并未拒絕幫助他搜集情報。后來,他知道李安東為包瑞德服務后,也給李安東提供過情報,并通過李安東認識了包瑞德。北平解放后,魏智多次供給李安東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報。魏智被捕后,偵查員在他家里搜出了他與包瑞德的通信,包瑞德在于1950年8月9日在給魏智的信中叮囑他:要忍受各種困難,把法文圖書館在北京辦下去。

          哲立是意大利人,56歲,意大利法西斯黨黨員,北京義和洋行的經理,1921年來北京,1930年在天津海關任一等幫辦,1938年任職秦皇島稅務司,1943年起為日本憲兵做諜報工作。1945年后與李安東關系密切,甘愿當李安東的情報員。哲立還曾用通信的方式,把他在北京搜集的情報寄往香港,轉給包瑞德。

          甘斯納是德國人,39歲,1938年來中國,是寶世公司的北京代理人。1940年結識李安東后,即被李安東發展為情報員,李安東被秘密監視期間,還派甘斯納去長辛店鐵路工廠及通縣國營農場等地刺探情報。

          馬新清,31歲,北京人,1946年至1947年間,兩度任美軍翻譯。1949年3月,北平解放前后,馬新清被哲立拉下水,為哲立搜集各種情報。

          主教家里藏武器

          李安東和山口隆一抗拒兩天后,終于開始承認他們的間諜活動,但卻回避私藏迫擊炮的意圖和寄往國外的那張鉛筆圖的意圖。

          為了把這伙間諜一網打盡,呂岱科長抓住搜出的迫擊炮缺少了座板和其他零件,在審訊中對李安東窮追不舍,迫使李安東說出了最后一名成員——馬迪懦。李安東說:“有些零散的武器,我交給馬迪懦保管了。”

          馬迪懦是李安東極力隱瞞和保護的人。因為馬迪懦的身份很特別,他不僅是北京天主教堂的主教,還是羅馬天主教廷駐華公使的北京代表,不僅負有神權,還屬于梵蒂岡的外交工作人員。

          然而在審訊科科長的重壓下,他不得不如實交代。李安東說:“在‘二戰’前,我就與馬迪懦有交往,那時,他在河北易縣傳教。1947年易縣解放時,馬迪懦由國民黨第94軍5師師長邱行湘派人武裝護送,逃到北平,我們就建立了聯系。馬迪懦還與包瑞德見過面,包瑞德讓馬迪懦把情報交給我,由我轉交包瑞德。”

          9月29日清晨,偵查員敲開了東城乃茲府甲六號的大門,這是馬迪懦的家,也是羅馬教廷駐華公使寓所。

          羅馬教廷駐華公使黎培里(Antonio Riberi),曾就讀于意大利神學院和羅馬外交學院,畢業后開始參與教廷的外交事務。1943年,梵蒂岡與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建立外交關系,并在南京設立公使館。1946年7月,黎培里被教宗庇護十二世任命為首任駐華公使。梵蒂岡是羅馬教廷的所在地,接受教宗的直接統治,實施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羅馬教廷既是天主教的行政中心,也是梵蒂岡的政府機構。當年12月,黎培里到達南京,開始建立中國天主教教統制,整頓教務。當時正值解放戰爭時期,黎培里在他的中文秘書陳哲敏的陪同下,巡視中國各教區,特別是北方交戰地區的北平、沈陽、長春、太原等地,他公開鼓動天主教徒反共,支持蔣介石打內戰。

          馬迪懦,1887年9月生于意大利烏迪納省,畢業于羅馬梵蒂岡修道院,1911年8月晉升神父,1926年1月帶領傳教團來華傳教。1929年5月,羅馬教廷從北平和保定代牧區分別劃出一部分,設易縣教區,馬迪懦任主教和教區會長。到1941年,易縣教區共發展教徒6490人。1936年1月,易縣教區升為監牧區,馬迪懦升為宗座監牧。1947年,馬迪懦被黎培里提拔為自己的北平代表,并執掌北平地區天主教教務,住在乃茲府甲六號。這里是教廷駐華公使的北京代表寓所,嚴格說,不屬于梵蒂岡領土的延伸。

          開門的正是馬迪儒,一襲深紫色主教長袍,讓64歲的馬迪儒顯得臃腫而蒼老。

          馬迪儒從容地詢問這些穿警服的人緣何來此?馬迪儒的漢語說得很生澀。

          王興華科長并不回答馬迪儒的問題,而是反問:“請問您的名字?”

          馬迪儒緩慢地說出了自己的名字:“我是馬迪懦,是這里的主教。”

          王興華說:“我們是北京市公安局偵查處的偵查人員,我們有證據證明你從事危害中國政府的活動,現在依法逮捕你,并對你的住處進行搜查。”

          “你們不可以這樣!我是教廷駐貴國公使的代表,我是神職人員,你們沒權力這樣!我們的公使知道此事嗎?你們要逮捕我,搜查我的住處,必須經過黎培里公使的允許!”

          王興華一面讓偵查員一邊一個站在馬迪儒兩側,不準他離開原地,一面讓偵查員在兩名天主教牧師和街道積極分子陪同下,開始搜查。雖然沒找到期待的迫擊炮座板,卻搜出了一枚迫擊炮彈彈頭和底火、八枚手榴彈,以及手槍和步槍子彈250發。還有馬迪懦搜集的解放軍抗擊國民黨軍進攻的“四平戰役”軍事情報底稿6件。四平戰役指國共雙方軍隊在東北的交通、工業及軍事重鎮吉林四平展開的拉鋸戰,在解放戰爭中非常著名,其慘烈程度被外國記者形容為“東方馬德里保衛戰”。據李安東交代,馬迪儒搜集的有關四平戰役的情報,都由他轉交包瑞德了。

          馬迪懦見到這些證據,不再用結結巴巴的漢語表示抗議了,彎下腰在逮捕證上簽了字。

          馬迪懦在接受審訊時承認,那些武器的主人是李安東,是他為李安東保管的。

          馬迪懦來到中國,本應該,也可以一心一意傳教。然而在日本侵吞中國野心昭然若揭時,羅馬教廷卻宣布承認“滿洲國”,并把東北從中國傳教區劃出,成立偽滿傳教區。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教宗向中國天主教徒發布命令,要求教徒“不偏左,不偏右”,心甘情愿當亡國奴。但在解放戰爭中,教廷卻不要求教徒“中立”,而是旗幟鮮明地反共,支持蔣介石政府。馬迪懦奉行教宗指令,迎接日軍在天主教堂駐扎,并幫助河北易縣的漢奸組織維持會。

          日寇投降后,馬迪懦還幫助國民黨第94軍5師師長邱行湘打內戰,與白神甫(白克體Marco Blasutig)一起,網羅一批反對八路軍的人,在天主堂內組建了武裝便衣隊。便衣隊由白神甫負責,與縣政府等處聯絡,每天把八路軍的軍事情報報告政治部。便衣隊假裝八路軍,抓了幾個八路軍的干部。

          馬迪懦擔任黎培里的北平代表后,歷時兩年的四平戰役仍在鏖戰中,黎培里的中文秘書陳哲敏指示馬迪懦,通過四平街教區主教趙玉明搜集解放軍方面的軍事情報,報給黎培里。與李安東建立間諜關系后,馬迪懦也把這些來自戰區的軍事情報交給李安東,由李安東轉交包瑞德。李安東在供詞中也提到,馬迪懦經常把他通過各教區搜集的有關解放區的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情報送給他,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以前,每月送兩次到三次,以后每月送一次。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后,梵蒂岡堅持反華反共的政策,黎培里也斷定蔣介石政權很快就會反攻大陸成功,因此他繼續留在南京,并拒絕與中共新政權來往,極力反對當時中國的宗教自立運動。馬迪懦也奉命留在北京,禁止教徒參加新政府號召的各項愛國活動,同時更加積極地為李安東提供情報。1951年5月19日李安東供述,馬迪懦提供的情報有“關于長辛店地區及其周邊地帶的經濟情況”、“拒馬河水力發電工程補充情況”等四十多件。

          充當美國駐華使館的間諜

          在偵查處接受審訊的李安東和山口隆一,開始都否認從事間諜活動,更不承認是原美國駐華使館武官大衛·包瑞德的情報員。

          然而,審訊科科長呂岱把李安東與包瑞德多達38封的通信一件件攤在他面前后,李安東才啞口無言。他后悔沒聽從包瑞德的勸告,當初把他們的通信都燒掉,現在成了鐵證。

          呂岱已經把這38封英文信件都翻成漢語,其中一封包瑞德給李安東的信上寫到:“湯尼(李安東的昵稱):這些你用完之后一定要燒掉。我不要任何你的家庭以外的人,尤其是你的仆人們知道你有這些。”

          李安東被迫交代:解放后,他和山口隆一繼續為包瑞德提供各種情報。因擔心進出美國領事館目標大,李安東便把情報藏在他未成年的小兒子身上,讓兒子去領事館,把情報交給包瑞德,并從包瑞德那里領取賞金。

          包瑞德對李安東把兒子當交通員的做法很吃驚,他一方面是擔心李安東的兒子把情報遺失了,另一方面害怕一直處在幕后的自己暴露。他趕快給李安東寫了一封親筆信:“親愛的湯尼:你派小孩子送分類材料給我,我很不安,你覺得這樣可以嗎?萬一有人將一封信從你的小孩子那里拿去,就會給我們兩個人惹下天大的麻煩。這些材料極有價值,我非常高興得到它。誠懇的大衛。隨信附支票一張。”

          和李安東一樣,山口隆一也極力否認與包瑞德有關系。但當呂岱科長把包瑞德給他和李安東的親筆信拍在他眼前時,他只得認賬,他與包瑞德見過面,并很賣命地為包瑞德工作。

          包瑞德給李安東和山口隆一的那封親筆信,寫于1949年11月29日,新中國與美國政府已經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一系列的嚴重沖突,到了決裂的邊緣。美國駐北京總領事柯樂柏已經告訴包瑞德,要他做好撤離北京的準備。包瑞德在處理善后事宜時,邀請李安東和山口隆一見面:“親愛的湯尼:請你和山口隆一于十二月二日十二點四十五分到西裱褙胡同我處午餐。柯樂柏先生也來見你們。”

          李安東接到包瑞德的邀請函,心里更加的不安了。隨著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一文的發表,以及開國大典的舉行,李安東和山口隆一感到氛圍發生了變化,人們越來越排斥美國了,這種情緒彌漫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令他們陌生和不安。如果美國在中國站不住腳,那么像他們這樣為美國搞秘密情報的人,結果肯定不妙。李安東意識到,這或許是包瑞德與他們最后的午餐了。

          正如李安東估計的那樣,這的確是包瑞德最后一次見李安東和山口隆一。在這個撤離北京前的招待會上,來了不少包瑞德的關系人。席間,包瑞德無奈地對李安東和山口隆一說:“毫無疑問,我們都是忠實于自己國家的人,盡管我對祖國的對華政策不甚滿意。不過,反正我老了,離退役的日子不遠了。湯尼,山口,非常遺憾,蔣的政府都去了臺灣,我也不得不離開這里,去那個小島,繼續當我的武官。我已經做好了動身的準備,今天也許是咱們最后一次見面了,請你們今后好自為之。”

          招待會后,包瑞德又特意在李安東家里與山口隆一單獨交談了一次。作為李安東的情報員,山口隆一很少面見包瑞德。包瑞德很賞識山口隆一這個勤奮的情報員,他提供的情報量很大,最多時一個月有五十多份。而包瑞德也不虧待他,經費一漲再漲,從最初的每月60美元,到后來的每月150美元。

          山口隆一對包瑞德將要離開表示惋惜,并表示愿意繼續為美國服務。而包瑞德也不愿意放棄這個老情報員。山口隆一告訴包瑞德,他的一個秘密身份是日本東京日洲產業株式會社駐北京代理人。東京日洲產業株式會社是一個情治機構,每月固定供給山口隆一活動經費。包瑞德就此與山口隆一約定,今后山口隆一把情報寄給日洲產業株式會社,再轉給駐日美軍總部。

          企圖炮擊天安門

          趕在國慶節前打掉一個外國間諜團伙,這讓狄飛、王興華和全體偵查員都感到欣慰。

          國慶一周年,天安門廣場舉行了歷時3小時25分鐘之久的閱兵式。閱兵式后,首都40萬群眾就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第七艦隊乘機進駐臺灣海峽,在“協防”臺灣的名義下,以武力干涉中國內政,進行了盛大的示威。

          國慶慶典平安度過后,狄飛和王興華繼續審訊李安東和山口隆一。

          1951年1月20日,審訊科科長呂岱一遍遍要求山口隆一解釋那張草圖。在過去三個月里,呂岱已經記不清多少次向山口隆一提出同樣的要求了。終于,山口隆一抬起長時間低著的頭說:“天安門鉛筆圖是我畫的,主席臺站的那個簡略人形也是我畫的。”

          山口隆一說話的同時,眼睛盯著呂岱和他身邊的預審員,露出驚恐。呂岱心里冒出一絲喜悅,隨即被憤慨替代,他平靜地點點頭說:“請接著往下說。”

          “我知道中國政府開大會的時候,政府要人都會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也就是那個簡略人形的位置。”山口隆一說。

          “那個簡略人形有具體所指嗎?指的是誰?”呂岱問。

          山口隆一說:“我想,我畫的毛澤東,他后邊的政府要人,我省略掉了。我想,我畫的這張圖不是什么機密,貴國國慶的時候,大家都知道毛澤東站在主席臺上,這不是機密。”

          呂岱問:“你畫的草圖最終要寄給誰?這張圖的作用是什么?”

          “寄給東京日洲產業株式會社,由他們轉給盟軍總部。”

          “轉給盟軍總部做什么用?”

          “我知道中國政府各種重要會議都在這個地方召集,政府要人都登天安門城樓,十月一日是中國的國慶日,我想天安門一定有重要活動,所以畫了這個給盟軍總部,特別標了毛澤東的位置。”

          “你這樣做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目的就是提供給盟軍總部,他們喜歡怎么做,我就不知道了。盟軍總部想對中國做什么,大概都可以做到。”

          呂岱問:“那么你希望盟軍總部怎么做呢?”

          山口隆一不回答。

          呂岱繼續問:“你又希望你的草圖起什么樣的導向作用呢?”

          山口隆一還是不回答。

          山口隆一開口后,李安東也頂不住壓力,說出了他對迫擊炮的危險想法。呂岱問他藏匿迫擊炮準備做什么用?他說:“我計劃將來有機會自己使用,或者借給別人使用。”

          “是什么樣的機會使用呢?”呂岱問。

          “我曾經與山口隆一說過,可以在天安門試一試。時間是一九五○年,具體日期記不清了,在我家。我倆閑談時,我說,等中國政府在天安門開會時試一試。山口說,這是危險行為。我說,可以冒險,只有冒險才有代價。我當時認為這不是什么嚴重的事,現在我完全認罪,請原諒。”李安東說。

          李安東被押下去后,呂岱又提審山口隆一。山口隆一印證了李安東的供詞,他說:“我們想做冒險的射擊。但這只是想,并沒有做出來。”

          “你為什么要這樣想?”

          “我有仇視蘇聯共產黨的思想,對中國共產黨同樣也敵對。這是我的思想。請原諒!”

          這樣的武裝暴動陰謀,任哪一個國家也是不能原諒的!

          1951年8月1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定罪量刑,李安東和山口隆一因“為美國政府搜集我國情報,策劃武裝暴動、謀殺我國家元首及中央人民政府其他首長”被判處死刑。馬迪懦“為國民黨匪幫組織特務武裝,破壞解放區,為美國政府搜集我國情報,并為陰謀暴動充當美國政府特務的李安東隱藏軍火武器,處無期徒刑”。魏智因“搜集我國情報,供給美國政府,窩藏陰謀暴動充當美國政府特務的山口隆一,處徒刑十年”。哲立“為美國政府搜集我國情報,處徒刑六年”。甘斯納“為美國政府刺探我國情報,處徒刑五年”。馬新清“為充當美國政府間諜的哲立供給與傳遞情報,隱匿財產,處徒刑九年,剝奪政治權利十五年”。

          鎮壓外國間諜在北京引起了轟動。宣判后,李安東、山口隆一被押上汽車開往天橋的刑場執行死刑。刑車特意從以前中國人不能涉足的使館界東交民巷經過,觀看和尾隨刑車的民眾很多,一路高呼著“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人們發自內心地感到,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工廠企業、機關院校紛紛就此召開討論會。北京大學教務長張景鉞說:“從前帝國主義分子在中國犯了法,反動政府的法律不能加以制裁。現在不同了,該判死罪的就判死罪。在清華大學舉行的座談會上,師生一致認為,槍斃美國特務間諜,只有在人民的中國才能做到,這是中國人民站起來的具體表現。”

          8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斬斷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魔爪》的社論:“這一批美國的特務間諜,就是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一些魔爪。他們的罪惡是極端嚴重的。他們刺探我國家機密,隱藏軍火武器,陰謀武裝暴動。他們曾有計劃地準備在去年十月一日我國的國慶節,炮轟天安門檢閱臺,企圖以此來殺害我國家元首和中央人民政府其他各首長。”“這個規模巨大的特務間諜案,是先后在美國戰略情報局、東京美國占領軍總部、前美國大使館駐北京武官處指揮之下進行的。”“美帝國主義現在所遇到的中國人民,卻已經不是過去所可比擬的了。我們中國人民已經勇敢地站了起來,堅決地反對美國侵略,保衛世界和平,保衛我們偉大的祖國,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任何帝國主義間諜機關要在我國的土地上伸進它的魔爪,我們就一定要把它斬斷!”

          作者簡介:穆玉敏,為原北京市公安局宣傳處副處長、三級警監、中國作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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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方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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